尼泊尔：丝绸之路与嬉皮士

照片转载于：http://en.wikipedia.org/wiki/Silk_Road

       丝绸之路，已不复存在。但它承载过远方的神话，异地的乌托邦，在多年后，依然活在人们的遐想里。然后，有人上路了，一点一点，沿着它的路径，经历了荆棘的旅程，跨越了欧亚大陆，好些来到加德满都；然后，他们都聚集在一条街道；那条街道是Freak Street，在杜巴广场附近。他们住下了来，在大麻毒品的熏染下得到了精神慰藉。

       他们是嬉皮士，那些旅程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事了。那些都不是简单的旅程，没有今天的旅游工具书，没有今天的通讯便利，没有今天的金融工具，也没有太多的资料。他们就这样出发了，闯出了一条嬉皮士路径，一个崭新的故事。

       后来，因政治上的动荡不安，这条辗过好些国度的嬉皮士路径，被强行撕裂，不再连接；然后，那些嬉皮士也逐渐消逝了。不久后，又有人上路了；这次，嬉皮士路径就像一个播放着奇妙音符的魔幻乐器，牵引着他们；然后，渐渐地，世界舞动了起来；然后，渐渐地，形成了今天的背包风气。最后，我也在路上了。

       这个缩影，这个演变，承载了丝绸之路的音符，从远古时代荡漾地回响，我听见了，许多人也听见了；如果背包是一种文化，那么丝绸之路将是这文化的本体，永不磨灭。

尼泊尔：同胞

          在途中，我遇到了同胞，是三个女生；“晒得这么黑。你一定出来很久了”其中一个女生说道；整个旅途中，晒了这么多，这么黑，我也没碰见过多少次同胞；算一下，也只不过七八次罢了。

          遇到同胞，心里总有些感动，也有些激动；有好多好多的话语，可用那曾熟悉的口音和语调，加一个“aiyo”，加一个“lar”，自然地从嘴里弹跳出来；压抑久了，解放了；孤独久了，也得到慰藉了。

          后来，回程时，同一段路，相反的方向，我又再次遇到了同胞。遇到同胞，心里总会有一个念头，“他们应该会请我吃一餐吧”；就这样，有两次，满足了我的味蕾，一次在缅甸，一次在尼泊尔。

          那两个同胞是Sam和ChuiLan。他们在博克拉的旅社聘请了一个导游，和一个挑夫，从环线的起点，慢慢走，随后雇用了两匹骡子，上到了陀隆垭口，从垭口徒步到木克定（Muktinath），随后在江森（Jomson）搭飞机回博克拉；在江森道别后，我们相约在博克拉见面。

          他们下榻在一家很奢华的旅馆。那家旅馆有个观景塔，可俯望旅馆后方的安纳普尔纳山脉；房里也有空调，那不是暖气，我真的不觉得在气候凉爽的博克拉需要到这个东西。然后，我们到了一家日本餐厅，谈了许久；然后，离开了。

          现在，虽然我知道他们就在就在不远处，但始终没相约再见面。

尼泊尔：导游与挑夫

       夜间，我在旅馆的烤火炉旁取暖，围绕着烤火炉的都是当地人，有些是导游，有些是挑夫；炉里的木材烧得噼啪响，伴随着火光，在幽暗的空间里描画了我们的面孔，和我这异地的轮廓；不远处的餐桌上，聚集了另一堆人，是旅客，在浮动的烛光下轻声笑语。

       我们搓着手，细声低语寒暄一两句。好多年了，他们伴随着旅客，在环线上兜了一圈又一圈。我问了，导游这个身份轻松得多，也看过了好多次，他们都只是背着小背包，伴随着旅客边徒步边聊边解说，掺杂着尼泊尔口音的异地语言；挑夫有时在前方，也有时在后方；背着好几十公斤的物品，身躯压成一条曲线，吃力地走着，但只有导游一半的收入。

       “导游和挑夫的住宿是免费的，我们付的餐费也便宜很多，因为我们把游客带到旅馆”，谈到这个时，他们都低低细语，哪怕是那么一点点音语传到不远处的餐桌，也可能酿成主仆间的争议。有时为了赚多一点，有些旅馆会向旅客们索取导游和挑夫的餐费和住宿费，随后暗地里依照已规定好的的比例分账。

       争议还是发生了，昨夜的微弱音语传到了餐桌。这天，我们都得在凌晨四点多起身，为了看日出，在戈尔帕尼附近的一座小山上；隔音不好的木板房墙传来了争议声，叙述着愤怒，不满，和欺诈；我又对其他人制造麻烦了。

       那座小山是潘恩山（Poon Hill）。夜空只有繁星，没有月光熏染的大地，虽然是不远的路程，但在深沉黑夜里徒步是件辛困的事。我没准备到手电筒，只能跟随着前方浮动的身影，和飘动的灯光，缓缓前进；没有睡意，只有逐渐暖热的身体和汗水。

       小山上有个观景台。等了好久，也许不久，也许吹拂着的风，携带着寒气，让我萎缩着身躯，觉得分秒难过；手指逐渐僵硬了，有点疼痛；望一下周围，每个人都一样。不久，远方地平线的山峰染上了晨光的色彩，随后逐渐地熏染了大地，一点一点，更多更多，带来了温暖，和迷人景色，也掺杂了旅客的喧嚣声和相机的快门声。

    后来，回到了旅馆，出发到下一站，塔多帕尼（Tatopani）。

巴基斯坦：一种语言，四个国籍

         印度在我的最后一天给了我一份珍贵的礼物，食物中毒。我在印度呆了六个月，腹泻了好几次后，本以为已经百毒不侵了，但在新德里Nizamuddin`火车站喝的两杯咖啡让我折腾了一个星期，我怀疑牛奶被污染了。

         当天深夜在火车内开始腹泻，来来回回上了好几次厕所，加上遥遥晃晃的，根本无法入睡。抵达阿姆利则（Amritsar）时开始发冷，有发烧的征状；虽然只是初冬，但全身却冷得颤抖。随后一路上转换了好几次车，一直折腾到边境。

         在巴基斯坦的移民局盖章后，立刻跑到厕所内又吐又泄，快虚脱了。随后在移民局外因觉得很冷而缩着身体等了两个小时不可能会出现的巴士，结果搭黄包车到邻近的城镇后，再转搭巴士到拉合尔（Lahore），我在巴基斯坦的第一站。

      我在拉合尔呆了六天。一整天不是吐就是泄，吐后吃，吃后再吐；同房间的那个日本人用听起来有点羡慕的语气说“泄了那么多，这样可以瘦下来”，令我哭笑不得。

         我服用了很多从马来西亚带来的药。左吞一些，右吞一些，但始终没好转。那日本人建议说“有这么一个说法，在哪里腹泻，就得买那里的药吃，因为针对的病毒不一样”；但我是在印度食物中毒，难道我得回到印度？；我豁出去了，实在不想再浪费时间；买了药，两天后康复了。

      

         我没去到多少地方。恐怕很少人能够对拉合尔浑浊的空气感到释然，每当走在街上，我都得紧按着鼻嘴，以免大量吸入那些从老久车辆排放出来的废气，是个不舒服的地方。我去了一间博物馆，也去了一间回教堂；踩踏在那可容下十万个人的院子，脚板下传来了一阵阵的酷热；前方是朦胧的祈祷堂，浑浊的空气扭曲了它的脸孔；没有浩荡的祈祷声，只有静谧的呈现。

       后来，我都只在旅馆内发呆。

          我下榻的Regale Internet Inn住了一堆人。有些正在苦恼地等着伊朗的签证，那可能得花上好几个星期，如果我说马来西亚人免签，他们可能会杀了我；有些骑脚踏车旅行的人，他们跨越欧亚大陆；有些是学者，在这里住了一段时间；有个高嗓子的人，他的声波在夜间让许多人难以入睡；也有个是泰国示威的受害者，他正绞尽脑汁重组他的行程。

         我也在旅馆结识了一些有趣的人。一个韩国女生，一个中国女生，和一个日本人；他们全都会说中文，韩国女生曾在中国念大学，日本人在中国生活十多年了，他的中国腔已无懈可击；他每次开口说话时，我都会吓到。有次我好奇地问“你的日语会退步吗？”，他莞尔，回道“有时候说话时，有些词得想过”。
   
         那中国女生将前往印度，但她不能像其他人般走路过边境。中国和印度的关系不好，印度对中国人设下了诸多限制；她除了只拿到一个月的印度签证，还得搭火车到印度；那是段辛苦的旅程，由于在边界处每个人都得下车登记，短短的几十公里的路程将耗上七八个小时。

          “又停电了”，我们每天都得这样发牢骚。拉合尔的停电问题让我不能释怀，她是大城市，旅馆也位于市内的繁荣区，但每天都约有十个小时没电源；有时候上网时忽然没电源了，有时候在房里看书时没电源了，也有时候上厕所时忽然没电源了。

         我总觉得电源的问题反射了巴基斯坦动荡不安的局面，一个基本设施也没能处理好的国家。我离开巴基斯坦不久后，就在报章上看到拉合尔被恐怖袭击的新闻，市内的一所警察局被夷为平地了；身为巴基斯坦最安全的城市之一，最后她也沦陷了。

尼泊尔：会说马来语的尼泊尔人

             巴士在夜间停留在博克拉（Pokhara）的街头，一个旅馆的员工在街角处等待下车的旅客，他是一个会说马来语的尼泊尔人。我乘搭他的摩托车，在幽暗的街道上游走；没有街灯，只有来往的车辆，和车灯叙述出来的朦胧街景，直至到达一个光明区域，那是博克拉的游客区。

             那是个繁华的地方。有餐馆，有旅馆，有旅社，有书店，有徒步装备店，也有许多游客，那是毛派斗争结束后的见证。那尼泊尔人边帮我登记边咕哝道“要不是那个混蛋国王，我也不用那么痛苦离开家园到异地工作；斗争结束前，游客很少，很多店都关闭了，还好现在游客回来了，所以我也回来了”。

             在尼泊尔遇到会说马来语的人不是什么新鲜事，他们都到大马工作过，也对大马人很友好。先前在巴士站买票时也遇到也在大马工作过的售票员，我随口开玩笑地问道“大马人有折扣吗？”，他思索了一会儿后，我买到了比当地人便宜几十卢比的巴士票。

            “我们建设了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有这么多高楼大厦，是因为有我们尼泊尔人”。一些尼泊尔人会带着自豪的语气说这些话，我当初听到时还真有点不知所措；一说完，随着而来的是哀叹声，也流露了不肖的表情；“我们建设了马来西亚，但没人在乎”的意味。

             千里滔滔到异地工作，不为什么，只为了较丰硕的工资，合同上写着的都是他们在尼泊尔好几个倍的收入。“写着的底薪大约是七百多块，加工的话可以高达一千多块”，他们都这么说。然而，到了大马后，那份盼望就破灭了；除了只赚取五六百块的微薄工资外，他们每月还得缴上一百块的税；“实在存不到钱，缴给工作中介所的那十千卢比（约五千块马币）很难赚回”，他们也都这么说。

             他们有些愤愤不平地抱怨被骗了；有些去了几次碰运气，但始终没能找到较高工资的工作；有些去了几个月就回来了，因为在尼泊尔的工资比较高；也有些蠢蠢欲动地想到那片被其他同胞催弃的土地闯一闯，那是他们的青涩岁月，也是脱离贫困的一丝盼望。

             贫困的并不只有他们。“国家很有富有，但人民很穷”，尼泊尔人是这么认为马来西亚的；旅馆的那尼泊尔人还用流利的马来语说“Hari ini tak kerja, malam tak ada makan”（今早不做工，今晚就没得吃）。恐怕没多少个大马人能接受这么赫然的诠释，毕竟没多少人会质疑身边已引以为然的生活环境，也没多少人会毅然地接触社会的底层。

            这个飘逸着马来语的小镇，是个舒服的地方。多年前，这个坐落于喜玛拉雅山脚下的小镇，是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庄；没有平坦的道路，只有脚板开拓出来，烙印在大地上的小径，以及和外界分隔着的十来天翻山越水的旅途。直至道路的建成，那已经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

            这里有蔚蓝的天空，清爽的气候，交织着悠扬的音乐，和平静的味道；也有一面广阔的湖泊，它是培瓦湖。附近有一座小山丘，山丘上有座日本和尚建的世界和平塔，那儿可瞭望远方雪白的安纳普尔纳山脉（Annapurna）和山脚下的培瓦湖，宁静的味道。

我没在博克拉呆多少天。为了徒步的需要，我把装备整顿了一下；我把多余的物品和笨重的书籍装进小背包里，交给旅馆保管，也把一些想遗弃许久的衣物送给了那个会说马来语的尼泊尔人。

最后，大背包里头也只有几件破衣物和食品。临走前，旅馆经理把一支登山拐杖递给我，说道“借给你，上次有个旅客留下的”；我莞尔，道谢。

印度：震动大地的大迁移

    一个疯狂的国王，一个愚昧的决定；一个震动大地的大迁移，一个劫难；这是道拉塔巴德（Daulatabad）的缩影，一个仅离奥兰加巴德十三公里处的小镇。

    多年前，一个任性的国王在突发奇想下，拆卸了德里（Delhi）的首府身份，随之强迫德里的所有居民搬迁到千里之外的道拉塔巴德；那是一场大迁移，也是一场劫难。踩踏在大地上缓缓前进的生命就像是焕发着弱光的蜡烛，在微风下闪闪烁烁；轻轻地吹一口气就可把无数的弱光吹熄，生命的消逝是可以如此的简单。

但仅仅两年后，由于缺水的问题，那些在新首府残存下来的生命再次踩踏着苍茫的大地，回到了原点；他们没在大地留下足迹，也没把辛酸的故事存留下来，只在道拉塔巴德的小山丘上模糊地写下了他们的事迹，那是一个被遗弃的城镇的残骸。

    那个城镇的残骸没留下多少东西。不外是还在峙立着的几个城门和几道城墙，一所还成形的回教堂，和一条走道，它通往坐落在小山丘上的一个小要塞；小要塞处摆放了一两樽大炮，瞭望着山丘下的大地。

我站在一个石块门口处，里头是一个黝黑的深渊，吞噬了我的视线，吹吐出蝙蝠粪的嗅味；随着一个看守员在我身后出现，点燃了手中的火炬，在煤油下熊熊地燃烧着，笑着说“进去吧”；我不知那洞口通往哪里，我没进去，为了省下那几十卢比的导游费；因为在印度，给小费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

随之走到一个阶梯下，在幽暗的空间里，右手摸索着城墙缓缓地走上去；出口处是一个平台，在刺眼的日光下收缩着瞳孔；可看到在围绕着小山丘的破旧城墙，和山丘脚下的一个小村庄，它的位置可能和先前被遗弃的小城镇交迭着。当年那个任性的国王可能就站这个平台上，得意洋洋地望着一条延伸至远方，缓缓蠕动着的曲线。一个愚昧，一个大迁移。
  
我坐在一樽大炮上，吹拂着的凉风消逝了弥漫着的闷热，是一刻难得的清静。不久后，身旁来了一群印度游客；在他们的眼里，我是个罕见的舶来品；接着一两个人就直接坐在我身边，笑着摆起了一些姿势，随之对面的人就举起相机，准备拍摄；一张东亚脸孔被两个穿着亮彩衣服和喇叭裤的印度人夹着，那可会拍出趣味的一刻；但我板着脸，摇头摇手以示拒绝，结果换来了一张张迷惑的表情和莫名其妙的提问“为什么不拍？”；他们的眼睛聚凝在我身上，等着答复；是肃静的一刻，只有飒飒的风声；最后，我走到另一樽大炮坐下。

清静，在印度是不持久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