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舟试望故国》气候政治元年

《维舟试望故国》里写的一篇关于全球暖化和政治间的问题，个人觉得写得很好，放上来分享。
转载于：http://weizhoushiwang.blogbus.com/logs/58013742.html

有这样一个村庄：人们总是随地乱扔垃圾，这事从来没人管，直到有一天全村人都终于忍无可忍，觉得长此下去整个村子都会被垃圾吞没。所有人都觉得应当 做点什么改变这种状况，于是他们坐下来讨论如何减少垃圾。然而没有人愿意主动作出大于自己权利的牺牲，讨论渐渐演变成相互指责：富人指责人口众多的穷人乱 扔垃圾，而穷人则反驳说之前几十年都是富人在扔垃圾，而且至今富人丢的垃圾人均来算仍是穷人的4倍。在大吵一番之后，他们最终达成协议，重申每个人都意识 到垃圾问题的严重性，需要做点什么，但没有具体说谁来做、谁出钱出力，也没说该怎么做。

大体而言，这就是我们在气候政治元年看到的一幕——政治家们坐下来为拯救地球而争吵。这个村庄就是地球村，垃圾就是碳排量。虽然“温室效应”和“全 球变暖”1988年才成为公众话题，但如今它显得前所未有的紧迫——在加深公众对气候和环境问题的认识上，好莱坞灾难片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按世界银行对 15个国家的调查，88%的受访者均认为本国须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在中国这一数字接近100%，美国则为82%。认识到问题是很关键的一步，但更关键 的是下一步：怎么做？

可以想见，气候议题还将越来越重要。只要我们仍然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就对自己造成的地球环境灾变负有道义和生存意义上的双重责任。然而正如为世界和 平进行裁军一样，美好和伟大的目标背后，或明或暗的都是各国基于本国利益的政治盘算。几十年核裁军的结果反倒是各大国的核武器越来越多，因为每一方都担心 退让会被对方利用，导致自己吃亏，在碳减排的争吵上我们看到的正是相同的一幕。

气候是一个真正的“全球政治问题”，因为排到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不会仅仅停留在排放国上空，而会融合到整个大气环流之中，影响全世界。换句话说，这是 典型的“公地悲剧”——利益各方自己享有，而损害则所有人共同承担，这是一局多方参与的囚徒困境博弈。理论上说杜绝这种状况的办法之一是建立一个超国家管 理机构，但问题在于世界从整体来说正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假如各国不能主动采取行动，没有比它更高的权威能强迫它这么做。

于是，我们就看到参与博弈的各种立场：因海平面上升面临淹没的小岛国要求制订最严格的减排标准；欧洲站在道德高地上要求加紧行动，但却不肯出钱；美 国表示会出点钱资助穷国，但否认这是为之前“排放百多年历史的补偿赎罪”；孟加拉国要求任何气候援助资金中它都应分得1/4，因为它是气候灾变最大的受害 国；中印巴西等发展中大国坚持发达国家应负起主要责任，因为1950年前95%的温室气体都是发达国家排放的，不能到买单时却要求AA制。——这种分歧和 争吵倒也是正常的，虽然从道德的观点看似乎显出“人性的自私、贪婪和短视等缺点”，但国际政治中寻求道德高尚的利他主义是不现实的。

事实上发达国家以往在气候问题上的态度并不特别高尚。当年《京都议定书》墨迹未干就被小布什总统在上任首日宣布废除。美国向来是全球变暖最大的罪 人，排放最多、捍卫自己利益最坚决、阻挠气候议题最强力、却最能委过于人。美国每年军费开支超过6,000亿美元，这次却仅承诺拨出100亿来资助穷国减 排努力，但却没说明钱哪里来、出多少钱给谁。甚至吃相不那么难看的加拿大以往履行承诺的记录也并不光彩：它曾在《京都议定书》中发誓到2012年使碳排放 量比1990年减少6％，但2007年实际排量反倒比1990年高了26.2％。

虽然减排在政治现实中显得像是个冷笑话，但各方确实也不敢公然反对——正如核裁军中各方也总要表明自己是拥护世界和平的。在中国主动将单位GDP碳 排量到2020年减少40-45%之后，印度也被迫宣布将这一“碳密度”指标降低20-25%，因为用印度环境部长拉梅什的话说，“在近两三百年来，我们 没有造成污染，但在今后30年我们可能会。我们不能做‘井底之蛙’，说我们什么都不会做，而让国际社会取笑。”这么说很好理解，因为对气候灾变无动于衷是 现代政治领导人无法承受的道德指责。

在气候政治中，中国所展现出来的外交谈判前所未有的强硬。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最警惕的是碳政治被利用为限制中国发展的武器。何况碳排放不仅是 一个增量的问题，更是一个存量的问题——但对这些“历史罪孽”，欧美却普通持否认态度。中国的不妥协让一些西方国家十分不舒服，英国《卫报》形容中国谈判 人员“参与会议的方式，如同一支执意以0比0逼和的足球队。他们的战略是防守型的、他们的战术是强硬的，而他们拦截对手的方式有时是无情的”。欧洲观察家 普遍心酸地注意到，继金融危机之后，地缘政治的一大转变越发明显：中美在几乎所有争议问题上决定着事件进程。

减排不仅仅是一个道德问题，它要落实的话首先是一个资金技术问题，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事实上是“用不起”清洁能源的，因为关键的技术通常掌握在发达 国家手中，而要让别人将自行研发的技术免费赠予基本是没什么好指望的。便宜的清洁能源，除了中国之外大概别无分店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也是在与时间 赛跑：如果能加快发展出高效的替代能源，那么中国将抓住历史机遇，在减排创造的几十万亿的新市场中站稳脚跟。

在气候政治的问题上，要让人拿出自我牺牲的道德感来承担问题太困难，也许当有一天它不再是问题而是机会时，才能得到真正的解决——当年承办奥运会也 曾是个巨大负担，以致几乎没有城市愿意申办，而如今当它被视为一个绝佳机会、经济上的好处已经不言而喻时，我们看到的是许多城市踊跃申办的激烈竞争场面。

传统，保守，迷信

 

偶尔，我会在传统，保守与迷信间兜转。我不保守，也不迷信，只是喜欢看一看传统的东西。有时，我会感到迷茫，这也许是种虚伪的表现；希望传统继续存在的同时，也希望系绑着它的保守与迷信成为过去。一个失去了内容的传统，只有表面，只有形式上的需要，没有内涵。

那天，朋友的公公去世，我去了丧礼。我是东马人，说实话，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正统”的华人丧礼；东马那边的丧礼呀，大多掺杂着基督教的气息，坟墓上也放上一个十字架，叙述着西方和东方文明的碰撞和异型的融合。

夜空下，丧礼棚里上演了一幕幕的孝义厚道，闯出了一条通往阴间的道路，空气里也流荡着奈何桥，阎罗王........的音影。那天，千百年前回荡着的古老余音，飘逸在南洋土地上；那一刻，我确实被感动了。

最后，一场火仪拉下了帷幕。那公公的后代手牵手，绕着一间纸屋转呀转；火光逐渐强烈，逐渐明亮；不一会儿，牵握的手顿时放开，那圈也顿时瓦解；剩下的，是大火熊熊地升起，火光把远去的身影拉得老长老长。

大火的酷热烙印在我脸颊上，有些刺痛。那火逐渐站起，好高好高，像一个舞动的身躯，瞬间里摇摇晃晃，高高低低。酷热浩浩地袭击而来，我没有后退的可能；就用身体感受吧，那飘荡着感动粒子的每一刻；然后，望着那火团慢慢地死去。

 

 

  

冲破障碍

我喜欢尼古丁的感觉，我也需要它。也许，身边的人的思维里，吸烟相等于坏人。毕竟有不少人对我这个“所谓的坏习惯”不能释怀，评语不断，喂喂喂，那是个人自由吧？

每当思路阻塞，尤其是在打稿件的时候，我总喜欢到公寓的阶梯处，那里有令心情沉静的景色，有吹拂着的凉风，有一个沾满绿意的公园，有跑步的人群；偶尔，车辆的躁声穿梭在这片静意，偶尔，晴空上的云朵遮挡了阳光，天色顿时暗淡下来；然后点一根烟，在烟蒂熄灭前看了一遍又一遍这座城市的片段缩影，感受一下尼古丁慢慢地涌入脑细胞里，然后像古时攻破城门般，冲破了阻塞的思路，古灵精怪的构思在城门后涌了出来，一点一点，越多越多。

然后，够了，回到房里，啪啪啪，键盘声不断响起........那感觉真好。

《星洲》印度.生命的安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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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大提琴是我的武器

我忘了他是怎么地烙印在我的汪洋忆海里，也许通过节目，也许通过网际网络；我总觉得听说过他的人，知道他的事迹的人，来到暹粒时，参观吴哥后，就会想起他了；然后去听一场为儿童筹募医疗费用的演奏会，捐一些对许多有能力出国旅游的人来说微不足道的钱；这样，这趟柬埔寨之旅才摆脱了纯粹来观光的俗气。

我总对那些为其他生命频频付出热情和牺牲的人极度尊重，他们都是行动派的一行人；如果要我做到像他那么积极，我得承认我做不到。聆听为脆弱的生命而掀起的音符，原本是我到柬埔寨的最重要的一个目的；但由于时间上的问题，我没能去到。那是我在柬埔寨的唯一遗憾。

然后，一年多后，身边有朋友要去柬埔寨了。我说了好多次，求了好多次，讲了好多天，也尝试引用一些课题来掀起他们的兴趣，最后还是成功说服他们到Dr.Beat的演奏会。当然，他们一团中还有不少人抱怨说，什么东西？要到医院听演奏会？有没有搞错！。这种态度，在我的预料之内，没办法，习惯了。

我拜托朋友拍了一组照片，也拜托她帮忙捐了一些钱。回来后，听她说了些趣事；有个家伙，居然睡着了；对！在演奏会里睡着了！她怎么努力地摇晃他都醒不过来，“旁边的一个游客瞪着眼望着他，但我试了好多次都叫不醒他”。

对了，那个在睡觉的人，“好像”是我的好朋友。

《旅行家》Jan 2010：漂泊于尼泊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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阔别一年后的重遇

他是一个日本人。但我总是没办法把他和日本人联想在一起。他在中国生活了十多年，说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就连那一丝典型日本人的语调和动作都没有。彻底的完美主义？

用老掉牙的比喻，我会说，他比中国人还要中国人。

一年前，我们在巴基斯坦的拉哈尔认识。当时这家旅馆住了四个不同国籍，但都说着同一种语言的人。《一种语言，四个国籍》

好几个月前，Facebook在中国被阻挡了后，我们就没什么联系了。
直至不久前的一天，他在Facebook上发了一个留言。那是从香港发过来的，我猜他见到了我写的一篇关于《槟城：姓氏桥》的文章，自然就知道我目前的所在地了。然后，我们相约见面，因为他将飞往槟城。有时候呀，这些事就是可以这么凑巧。

 

他变了，我也变了。我们都变胖了。“你之前简直就是干枯到没有水分，只剩下骨头”，他是这么形容我的。看回照片，确实如此；区区的五六公斤，居然会有这么大差别！

 

然后，我们去了一家印度餐馆，谈了许多；然后，在槟城的旧街走了一回。我呀，林林总总地在这个小岛也呆了有三年了，这些庙宇，街景，和路边小食，他居然比我还要清楚，虽然他之前只在槟城工作过一年。

最后，我们在一道屋壁上拍了张合照。那是红蓝色条文的屋壁，很眼熟吗？

哈哈，恐怕没有多少人会把国电Tenaga的屋壁当背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