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义工篇- 垂死之家 [文:和熙]

* 这篇文章之前在《旅行家》刊登过，由于是第一次投稿，现在看回时觉得不满意，所以我修改后再放了上来。

* 转载于: www.facebook.com/yew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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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死前的安宁

“我活着时像一条狗，但我死得像个人”
“I live like a dog, but I die like a human”

许多旅者到加尔各答(Calcutta)后，都会到德蕾莎修女(Mother Teresa) 义工所帮忙。有些只去一天，去体验一下做义工的感觉；有些呆了好几个月，把接下来要去的地方全都抛在脑后了；再有些呆了好几个年，因为他们找到了生命中最有意义的事。

德蕾莎修女(1910年8月26日-1997年9月5日)在1929年到达印度，当时印度贫富差距非常大，她常为加尔各答的贫穷感到忧心，满街都是无助的痳疯患者、乞丐，残疾人士，孤儿，和因饥荒而散布各处的尸体。1946年她感受到了上帝的号召，从此踏上了为穷人服务的路。

德蕾莎修女在加尔各答开办了七家义工所，它们是Shishu Bhavan (收容孤兒及轻度残障儿童)，Nabo Jibon (收容重度残障青少年)，Daya Dan (收容重度残障儿童)，Shanti Dan (收容女性，小孩精神病患，艾滋病)，Leprosy Centre (麻疯病中心)，Prem Dan (收容慢性病患)，以及最著名的Nirmal Hriday (垂死之家)。

垂死之家位于加尔各答Kali女神庙旁边，1952年创办，是德蕾莎修女最早创办的收容所。它的功用不在于拯救性命，而是在病患者逝世前尽量照顾他（据说很多病患者都是艾滋病或肺结核的末期），让他们感受到人间的爱与温暖。曾有一位病患者逝世前对德蕾莎修女说了这么一句话“我活着时像一条狗，但我死得像个人”。

一个苦行的日本女人

我初次在加尔各答时只逗留了差不多一个星期，没去做义工。随之就和韩国人Choi去了位于印度东北部的大吉岭（Darjeeling），在大吉岭和Choi分道扬镳后就独自到锡金（Sikkim），回到加尔各答时已经是二十天后的事。

我下塌在Hotel Maria的集体房，狭窄的空间塞了十多张床。之前在锡金徒步时因淋雨而被感染的重感冒还未康复，登记后我就倒头大睡。醒来时左边的床位坐着一个女生，“大姐”二字从我的脑海里闪过。这是我给一个长期做义工的日本女人的尊称。

我不知道她的名字，我也没问她。三十一岁的她去过了一百多个国家，一边为以人道为主的非政府组织（NGO）工作一边旅行，维持这样的生活已有十年了。我是在大吉岭遇到她的，当时我和她住在同一间集体房里。她刚从以色列过来，会在德蕾莎修女的义工所帮忙；三个月后就得飞到菲律宾，在那里的非政府组织里工作。

她并不富有，像在以色列的非政府组织每个月只支付150美元的工资给她；每天做十二个小时，每个星期做七天，没有休假日。“到达一个新的地点时，我不用为食物，住宿和交通费感到忧心；因为非政府组织会支付那些费用，但自己得筹备往返的飞机票，省吃俭用的话就会有足够的钱买飞机票到下一个国家”，这让一向自以为在进行着苦行的我不禁地谦卑了起来。

她可以为了省下那多数人觉得微不足道的几卢比而走上好几公里的路去吃饭，她可以背着沉重的背包花上好几小时找便宜的旅馆，她可以为了赶路而连续两三天都不进食。

她曾经在非洲西部时因交通不发达而花了二十多天跨过丛林走了四百多公里的路，也因交通不发达而在非洲的两年多里搭了超过五百次的顺风车；我好奇地问道：“在非洲搭顺风车不会危险吗？”，“如果你相信对方，有礼貌地交谈，那么他们就不会侵犯你的信任”。

她在泰国时忍受了美食的诱惑，常把方便面当主食，老把这句话挂在嘴边“食物对我来说只是为了填饱肚子” 。她在越南时对越南人一见到外国人就把物价提高的做法感到不能释怀，“那些人根本就不知道食物有多重要，看看非洲人，他们吃完后还舔盘子，所以我在非洲吃饭时他们都算我当地价”。谈到印度时，她的嘴角处露出了笑容，“印度的物价很低，我在这里可以有些味觉上的享受”。

她那严重的驼背和苍老的脸孔显然是苦行的缩影。她的每一个事迹，每一次的行动，都在琢磨着那已异于寻常的意志力，保持了她对梦想的执著和热诚。在我眼里，她是个禁欲主义者，也是个理想主义者。

遇见她，我上了一堂课。

垂死之家

我从地铁站一路步行到垂死之家，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四百米路程；但得经历人潮和车辆的喧哗（印度的卡车还装上带有音乐的喇叭），以及扑鼻而来的烟味。这里的印度人一大早就烧垃圾，加上过密的车辆喷出的黑烟，整个城市都乌烟瘴气的。

接近Kali女神庙时那些宗教师会对经过的人死缠烂打，目的就是要诱骗你近到女神庙，然后向你敲诈一笔。住在路上许多无家可归的人，弱不禁风的流浪狗；奔跑游玩的小孩，到女神庙朝拜的印度信徒，与嚣张的乌鸦。奇形怪状和五颜六色的，形成了一副带有乱世感的凄凉奇景。

我踏入垂死之家的大门，一个带有威严感的修女-Sister Arina，既是这里的主管，要求我出示登记卡。她缩紧眉头看着那张印有德蕾莎修女肖相的登记卡，点点头，就让我进去了。大姐曾说过：“之前有些志工没登记就来帮忙，结果有些人被感染了严重的疾病后送入医院；随后执法人员就上门问话，所以才查得很严”。我手里拿着一个系着大铃铛的钥匙，打开锁头把小背包放进橱柜，穿上围裙后就开始了志工生活。

垂死之家大约有一百个病患。男女病患隔房分离，男女志工也随着性别分配。工作分早午两班，早上从八点开始，主要的作息是提供早餐和喂一些瘫痪的病患；随后是帮病患洗澡，洗碗，洗衣物和晒衣物。提供药物后就是半个小时的歇息时间，歇息后就差不多是午餐时间了。午餐的作息和早餐一样，喂一些瘫痪的病患和洗碗，随之折好已晒干的衣物后就可回旅馆了。下午是从三点开始，比较轻松；只是洗些衣物，提供药物和按摩。随后喂晚餐，洗完碗后就结束了。

我在垂死之家当了二十五天的志工，头三天由于重感冒未痊愈加上有点精神压力，整个人痴痴呆呆的；随便劳动一下汗水就像瀑布般流下来，旁边的人见到后都用一副“你没事吧？”的表情望着我。

垂死之家里有各式各样的人。有一个完全不会说英语但和蔼可亲的西班牙大叔-Hoseh，他是到印度之后才学了些简单的英语；我看过他记载着英语词汇的笔记本，不外是那几个简单的字如数字，早安，你好之类的。每次沟通时他都会边说西班牙语边做些肢体动作，奇妙的是他每一次都能准确地传达话语。还有一个日本人-酒井，称得上是我在义工所的老师。有一次他对我示范如何帮病患在大便后清洗。他边洒水，边用手在病患的肝门处检查。结果他手里沾了大便后转头对我笑说：“他还没有完（He is not finish yet）”；我顿住了，心想“我可要戴手套”。

这期间发生了两宗令我印像深刻的事件。第一回发生在女病患处，一位女病患的头部因曾发生过意外而导致某部分的头骨缺陷；由于护士没把伤口包扎好，听说有蚊子在脑液里产卵，而那些卵孵化了。当护士把脑液里的幼虫取出时，她很痛苦地惨叫了好几个小时，那惨叫声晰地传达到义工所的每一个角落。

我偶尔经过女病患处时都会不自禁地偷瞄以下，见到好几个人压着她的手脚。当其他人安抚她时，护士全神贯注地取出幼虫。由于极度疼痛，她一边大喊大叫一边不断的抖动被压着身体，那一幕真是触目惊心。同时一些疑问闪过我的脑海“为什么不用止痛药物如吗啡呢？”，可能是垂死之家不是医疗所，不能拥有毒品类的药物。

另一回我站在一个病患旁，一位护士正剪开那病患被绷带重重包扎的左脚。剪开后的那一幕令我错愕，那只脚已经不成型和腐烂不堪，脚指的骨头都露出来了；好多个黑色大小不同的洞口在血肉模糊里若隐若现，同时好几十条白色的小虫随着从洞口流出来的灰褐色液体里爬出来。

护士们在处理伤口时，他的脸上没流露出一丝疼痛的表情，可能那只脚已经没知觉了。几天后，他进了医院，把那不可能医治好的脚切除掉了。我心想“他可能是幸运的，因为不需像那女病患般痛苦”。我不知顿着了多久，注意力总是离不开那只脚；只记得一位志工朋友拍着我肩膀说道“不要看比较好”。

香港志工-叶培

我在垂死之家认识了著名的香港志工-叶培，她在垂死之家有八年了，她的事迹传遍了香港和台湾。一个香港志工得知叶培曾在一个档口请我喝茶后，流露出惊讶的表情说：“叶培请你喝茶？！！她可是我的偶像” 。

我在加尔各答的最后一天很庆幸地到叶培的家吃晚餐，香港女生Onna把我和另一个芬兰女生Anni带到了那里。叶培住在一个印度家庭屋里腾出来的空房，那间屋子有两三层楼；二楼客厅的装饰很豪华，沙发，电视等等都有。有机会在印度找一个清静的环境，边喝柠檬茶和吃薯片边看周星池的《功夫》已经是一种奢侈的享受。

叶培之前是个记者。来到印度后，靠帮香港的杂志写稿来维持生活；之前香港的一个电视节目还拍了她在垂死之家工作的纪录片。这里只有她一个人住，她偶尔会安排刚从台湾和香港的志工短期住在另一间空房。

我好奇的问：“你一个人住这么多年不会闷吗？我可能会垮掉，我很喜欢住在集体房里；左右两边可能每天都会住着不同的人，这样可以谈天，不会闷。”。她笑着：“原来你喜欢谈天。我喜欢看书，需要一个清静的环境。尤其是厨房，这样可以自己煮。你们每天吃外面的食物很肮脏的，有些长期志工每天吃街边的食物后得到了肺结核。”

叶培说这八年间垂死之家改变了不少。“以前的印度比现在更贫困，许多家庭都把家里的孩子，尤其是女孩，交给教会供养。那些孩子长大后就培训成了修士（Brother）和 修女（Sister），在义工所里长期帮忙。但在印度的情况改善后，他们的数量就变少了。随后就请了较多领薪工人，但由于印度种性制度的关系，病患里头有好些是阶级的下层，像不可接触的贱民；那些印度人根本就不想接触他们，所以好的工人很难请到”。

我们呆到晚上九点才离开。坐在巴士里，夜晚的交通依然诸塞着，空气中弥漫着尘土，在路灯的照亮下朦胧一片。我疲劳地回味着这二十五天的生活。登记卡上的有效期处涂了一层厚厚的修正液；从原本记载在登记卡上的十二天，我去延期了一个星期，之后再去延期到现在。是时候把抛在脑后的旅程放上来了。

当志工期间，大约有七八名病患逝世了，希望他们能像普通人般安息。因为他们，我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改变了许多；也成长了很多，在这儿对他们说声谢谢。